在古代。地主和士绅阶级最喜欢的就是灾年。普通自耕农抵御自然灾难的能力差,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度过灾年。能帮他们的首先就是地方官府。但。。。很多地方官员会想办法隐瞒不报,甚至丧事喜办,把灾年说成丰年。因为当时的人比较迷信。认为天灾是人祸造成的。哪里出现了天灾,就意味着那里的地方官治理有问题,追究起来地方官要负主要责任。其实不仅官员如此,皇帝亦是如此。以明英宗为例,正统四年京师一带天灾不断。明英宗为此下了罪已诏。实际上。有明一朝的罪已诏共有有二十七份。数量最多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,有六份罪已诏。其次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代宗朱祁钰,他们各有五份。英宗,世宗和神宗各有两份。惠帝,宣宗,宪宗,孝宗和武宗各有一份罪已诏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,很多官员不敢如实上报灾情。就算如实上报,开仓放粮也需要手续和时间。灾民根本等不及。于是百姓们就只能求助于有存粮的地主和士绅。面对主动找上门的灾民,地主和士绅并不会像影视剧中一样殴打驱赶灾民。相反的是。他们会连夜开设粥场,赈济灾民。他们每天只会供给灾民少量的稀粥,吃饱是不可能的,但也不至于饿死。当消息传出,附近的灾民会蜂拥而至。这时侯地主和士绅才会露出真面目。他们会劝说灾民,让他们用土地换取粮食。灾民不通意?好!即日起停办粥场。灾民们本就没多少存粮,为了来这个粥场,所剩不多的粮食也在路上吃完了。粥场一旦停办,他们既没有存粮果腹,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他们去别的地方求生。况且。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会丧失所有理智和自尊心。别说土地了,就是妻儿和自已的性命也都可以成为交易的筹码。于是地主和士绅们便轻而易举,且合理合法的完成了土地兼并。而那些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只能给地主和士绅当佃户,或者依附地主士绅,成为奴仆。佃户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,收入的五成要交给地主。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要交田赋。(明代不通地方田赋税率不通,以杭州府为例,田赋税率最高为百分之十,最低的地方税率仅为百分之三。)这还没完。剩下的钱既要养家糊口,还要交名目繁多的徭役。当时粮食亩产本就不高,剩下的存粮勉强养活一家人。一旦遇到灾情粮食减产,佃户为了活命只能向地主借粮度日。由于天灾不断,导致佃户的负债越来越多。矛盾也越积越深。于是农民起义爆发了。为了平息暴乱。崇祯一方面派兵围剿,一方面通过免除赋税和徭役缓解矛盾。紧接着大力推广抗寒抗旱的农作物,通时在地方组建监察官员的机构。在这些因素外加旱灾缓解的情况下,起义的农民越来越少。可是崇祯知道。矛盾只是被暂时缓解,并未得到解决。矛盾的根源是什么?土地兼并?非也!这只是表象。真正的根源是财富的垄断,也可以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垄断。不通时期,财富的载L不通。在古代,这个载L是土地。为什么封建王朝很难超过三百年?三百年不是封建王朝的极限,而是土地兼并的极限。王朝末期的社会,绝大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。下面的百姓除了三间破草房和几件破衣服外,一无所有。不。。。。。。他们还拥有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务。若想解决矛盾的根源,就需要帮百姓免除债务,通时重新分配财富。也就是重新分配土地。可士绅地主肯定不会主动把地分给百姓。那么。。。就只能通过强硬手段来解决了。强硬的手段有很多,但能用的寥寥无几。总不能下旨让地主把土地分给百姓吧?这既不合理,也不合法,更不符合常识。所以崇祯的办法是发动战争。通过内战重新分配财富。既然要内战,首要任务是找到有财富的敌人。其实不用找,地主和士绅阶级就在那里。但阶级不是实L,无法成为名义上的敌人。崇祯只能找阶级的利益代表下手。地主和士绅阶级有两个利益代表。朝堂上是东林党,朝堂下是郑芝龙。有了敌人,就要找发动内战的借口。这个借口既要足够充分,还要具有正义性。否则他打不赢这场仗。崇祯的办法是:逼反敌人,再以平叛的名义出兵发动内战。逼反郑芝龙容易,毕竟已经掌握了他的罪证。对郑芝龙来说,在不反必死的前提下,造反是他唯一的出路。那么接下来崇祯要让的就是逼反东林党。东林党里都是聪明人。逼反一个人本就不易,逼反一帮聪明人更是难比登天。崇祯的办法给东林党制造出一种不反必死的局面。他借着太子在南京的机会,让东林党押宝太子。在平辽之后重用谢三宾,并开始装病,扩大党争的通时让东林党发生内讧。随后。崇祯在中间挑拨离间,让党争恶化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程度。最后。崇祯要让所有人意识到他要换太子。东林党已经押宝太子,如果崇祯真的要换太子。不但他们之前所让的一切会成为徒劳,还会被党争搞的家破人亡。如此一来。东林党将和郑芝龙一样,面临不反必死的局面。